中國水產頻道獨家報道，劉漢元常委“兩會”期間以提案和大會發言形式積極關注社會熱點話題。
　　
　　本次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先生認真履行人民政協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職能，積極建言獻策，參與國是，反映社情民意，并主要針對當前國際環境、國內形勢及社會主流價值的多元變化，在社會價值培育、糧食安全保障、生態環境保護、光伏產業引導等方面進行了認真思考和仔細調研，尤其針對我國農業科技的現狀，劉漢元委員建議“加快推進我國農業科技發展”。
　　
　　劉漢元委員談到，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和戰略性產業，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備受各級政府重視，中央一號文件更是連續十年關注農業問題，農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國家的繁榮穩定、經濟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從1949年到2012年，我國農業在人口快速增長和耕地面積逐年減少的雙重壓力下，實現了從農產品嚴重短缺到供求基本平衡、再到各種農產品供應有余的歷史性跨越。糧食總產量由2300億斤提高到11791億斤，畝產由69公斤提高到353公斤；水產品產量由約50萬噸提高到5906萬噸；肉類產量由170萬噸提高到8000多萬噸；奶類產量由22萬噸提高到4000萬噸；禽蛋產量由約30萬噸提高到2800多萬噸，有力支撐了我國糧食安全和肉蛋奶魚的有效供給。
　　
　　他特別強調，這些成就的取得，農業科技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在國家“科教興農”的總體戰略下，我國政府實行了國家主導型的農業科技發展格局，并為推進農業科技進步實施了多項興農計劃。如1985年開始由國家科委實施的“星火計劃”、1987年開始由農牧漁業部（即后來的農業部）和財政部共同實施的“豐收計劃”、1988年由農業部實施的“菜籃子工程”和1996年全面啟動的“種子工程”等，尤其201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全面部署農業科技工作，出臺了加快推進農業科技發展的系列政策措施等，為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推廣農業科技項目提供了有力保證，對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總體來看，科技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由“一五”時期的19.9%，提高到2012年的54.5%，農作物綜合機械化率達到57%，良種覆蓋率達96%，農業科技為糧食產量實現“九連增”、農民收入“九連快”提供了有力支撐，成為推動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
　　
　　同時，劉漢元委員也指出，隨著我國農業進入嶄新發展階段，農業生產與農村經濟結構不斷調整和優化，農業生產由數量型向質量型發展，農業增長方式也由粗放型經營向集約化經營轉變。農業科技如何解決產量與質量、增產與增收的矛盾，如何滿足新階段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需求，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然而，原有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的農業科技發展模式已無法適應新時期農業經濟發展的需要，尤其與建設“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現代農業的要求及歐美等國際農業科技先進水平相比，還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整體科技實力、科研體系和引領產業發展的技術轉化能力還較為薄弱，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農業的快速發展。這些不足主要表現在：
　　
　　1、科技成果的創新供給不足轉化率低。由于我國農業科研的管理體制基本上還是政府主導型，在農業科研從選題立項到推廣應用的整個過程，既缺乏市場的引導，科研項目的選題和立項又受制于科研管理體制，基本由個別政府官員和少數專家說了算，導致選題為了切合政府政策和個人偏好，而與生產實際和市場需求嚴重脫節。同時，一些官員為了片面追求所謂的“國際先進水平”，造成不少科研項目在研究過程中就被“更先進”的課題取代，造成大量科研項目不成熟，質量不高、實用性不佳，明顯偏離生產實踐的需求，得不到市場檢驗，無法得到轉化推廣，形成大量無效成果，最后束之高閣。農業部數據顯示，“十一五”期間，我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僅40％，遠低于發達國家80％以上的水平，而最終實現產業化的尚不足5%。除大宗糧棉油等主要農作物育種外，50％以上的生豬、蛋肉雞、奶牛良種以及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種均依賴進口；70％以上的先進農產品加工成套設備依賴進口，多數國產農機具僅相當于發達國家上世紀70、80年代的技術水平。
　　
　　2、生產規模制約了農業新技術的應用。我國人口多、耕地少，決定了每個農村家庭的戶均生產規模較小，大部分地區耕地較為分散，各戶農民的田塊交錯分布，彼此耕種品種不一。這種規模很小、零星分散的農業生產模式，對農業新技術的應用形成了很大阻礙，尤其是“規模生產技術”的采用，如大型農業機械、生物技術、化學除草技術、病蟲害綜合防治技術等，都很難由某個或某幾個農民去單獨采用。
　　
　　3、農業技術研發推廣和應用缺乏資金支持。我國農業科研的投入僅占農業GDP的0.6%左右，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2%以上的比例，也低于聯合國糧農組織建議的發展中國家1%的水平。同時，無論社會投入還是公共財政投入，與全國科技的平均投入水平相比，我國農業科研投入水平還存在較大差距。投入結構和方式不合理，投入資金嚴重不足，阻礙了我國農業技術研發、推廣和應用水平的提高。
　　
　　為此，劉漢元委員認為，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的歷史新時期，我國農業發展面臨著新的機遇、風險和挑戰，在糧食產量連續9年增加、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的情況下，農業發展將更加依靠科技來驅動，加快推進我國農業科技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他建議：
　　
　　1、面向市場和社會深化農業科技體制改革
　　
　　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村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傳統以政府為主導的農業科技體系已不適應市場的需求，甚至成為農業科技成果供給、轉化和推廣的瓶頸。因此，有必要面向市場和社會的實際需要，加快深化農業科技體制改革。一方面，原有由政府主導的農業科研機構，其定位應轉為主要從事基礎性科研項目和進行宏觀層面、公共服務層面的研究，突破、解決關系國家全局的基礎性、關鍵性農業技術。另一方面，應通過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放寬市場準入，加大吸引各級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參與農業科研的力度，積極承擔應用性科研項目，圍繞農業生產中的關鍵技術問題，發揮各自優勢，根據市場的實際需求解決實踐中遇到的具體困難和問題，走科研、開發、經營一體化的道路。同時，針對科研機構科技成果缺乏市場化、產業化主體的情況，可建立科研機構與企業之間基于市場條件下的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優勢互補、各自分工的合作新模式，加速農業技術成果向企業、市場和終端應用流動，最大限度避免農業科技研究與轉化應用推廣的脫節，真正及時、有效發揮農業科技的市場價值。
　　
　　2、以規模化經營和龍頭企業為主導，加快農業技術應用
　　
　　目前我國農業生產模式還停留在以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為主的階段，經濟效益低下，農民對采用新技術的積極性不高，農業新技術很難得到普及和應用。因此，一方面要在條件成熟的地區，大力培育和壯大新型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實現農業生產規模化經營，激發農業生產潛能，提高對農業技術的促進和應用，降低農業技術推廣應用的難度。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特別強調了積極創新農業生產經營體制機制、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并首次提出家庭農場的概念。因此，應以此為契機，通過進一步規范土地流轉機制、明確各方責權利關系，建立合理的保障機制，消除農民對土地流轉的重重顧慮，從而加快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有序流轉，促進土地向規模、現代經營集中。同時還可將分散的農民個體聯合起來，或成立新的生產合作組織，或組建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形成規模化經營、專業化生產的新格局，將大大促進農業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同時，在不具備規模化經營的地區，可以鼓勵和培育農業龍頭企業，將科研單位、高等院校、農業部門和農戶各方統籌，建立高效協作關系，必要時組建農工貿綜合體，由龍頭企業通過培訓、指導、提供良種和設備等方式，促進農戶掌握新技術，加速農業技術成果的轉化、應用和推廣。
　　
　　3、拓寬資金來源渠道，強化財稅支持力度
　　
　　農業科技的研究與成果推廣都需資金支持，增加資金供給是加快農業科技發展的根本保證。在加大政府自身對農業科技投入力度的同時，還要建立政府引導、民間資本參與的多樣化籌、融資機制，通過制定相應的優惠政策和鼓勵措施，尤其那些有充分技術實力和研發平臺、具有敏銳市場洞察力的企業，可從政策引導、榮譽鼓勵、經費投入、稅收減免等方面進行重點扶持，充分調動民間力量投入到農業科技的研究與推廣活動中。同時，還可通過農業科研的國際合作，在“開源”上進一步做文章，吸引國際組織、金融機構、企業和社會組織來彌補我國農業科研資金不足的問題。考慮到農業生產的高風險性，可設立國家級農業科研基金和農業科研保險基金，分散和降低可能存在的風險，從而構建多層次的農業科技金融支撐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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