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可持續漁業伙伴組織（SFP） 韓寒

　

　　中國水產頻道獨家報道，作為參會的唯一一個非政府組織代表，筆者有幸近日在新加坡參加了2013年亞洲水產圓桌會議（The Aquaculture Roundtable Series, 以下簡稱TARS）。這是一個由總部設在新加坡的《亞洲與太平洋水產》（Asia and Pacific Aquaculture) 雜志于2011年創辦的一年一度行業交流大會，也是一個被亞洲地區水產行業越來越認可的國際化的舞臺。今年的會議核心主題是：亞洲的有鰭魚養殖（FinFish Aquaculture）之工業化與可持續發展。參會代表大多圍繞羅非魚、巴沙魚、石斑、海鱸等亞洲地區主要養殖品種展開交流。會議吸引了來自20個國家和地區涉及遺傳育種、疫苗、飼料及添加劑、養殖與加工等領域近200人參加。

　　

　　大會分成四個板塊：育種與苗場管理，生產——健康——環境，飼料與投喂，市場與可持續性，每個板塊均邀請了4-6位主題演講人就各自的專業領域做報告。會議的最后半天以圓桌形式，根據事先注冊時的個人意愿，每10人左右一組展開分組討論兩個小時。然后各組組長匯總討論結果，再向大會全體匯報，以激發更大范圍的交流。會議主辦方用心的活動設計得到了與會者的高度認可，大家紛紛表示圓桌討論環節的收獲最豐富、效率最高，比起大部分一言堂的會議模式，這似乎才是真正促進行業內部深度交流的有效途徑。當然，這也對組織者的應變、協調和溝通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技術與人的同步發展

Q&A　

　　本次會議有很多來自歐洲的代表，他們有的是從事羅非魚、三文魚遺傳育種的科學家，有的是商業化海鱸育苗場的技術總監，有的則是從事飼料及其添加劑研發的營養學家。他們從各個方面力圖向亞洲同行們分享歐洲國家在過去幾十年的水產養殖發展道路上的經驗，更期待與亞洲同行一道推動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水產行業的發展。

　　

　　不少參會的東南亞代表本身就是從事育苗或養殖一線的人，談起近年亞洲水產行業面臨的資源競爭、成本增加、病害肆虐等問題，臉上都沒有輕松的表情。而在歐洲同行們看來，這不過是這個行業在經歷了初期一段粗放式、高速發展之后必然要落入的一段掙扎期。這也是進入集約化發展模式時，當技術、管理與市場不能齊頭并進而帶來的行業尷尬與陣痛。

可持續漁業伙伴組織（SFP）

　

　　當今規模化、現代化的水產和相關企業都很重視技術的研發，全球化時代背景下人類的科技水平也是日新月異。來自挪威著名的遺傳育種研究中心（Akvaforsk Genetics Center） 的科研主任，Morten Rye先生，用數據圖例對比了水產與禽畜（雞、豬、牛等）品種在基因選育方面的發展進程。禽畜品種的基因育種早在上世紀40年代就已開始，而水產領域則主要發展于上世紀70、80年代。在提高生產效率方面，禽畜類已獲得了300％的提升，而水產類目前還不到200％，我們有理由相信水產品種的基因選育技術還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 來自臺灣和新加坡的朋友介紹免疫魚苗的優勢，和未來魚病由治到防的模式轉變趨勢。BioMar 、Nutriad、Aquativ等公司代表都闡述了各自公司在飼料及添加劑領域的技術創新。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技術專家不約而同的強調支撐技術發展、讓技術價值充分體現的要素——人。有專家特意指出，我們不能把集約化等同于機械化，不能忘記了水產養殖的投入中最重要的一環，那就是人力投資。“即使我們有一流的標準化操作程序，一流的設備和技術，不同水平和素養的養魚人養出來的結果仍會令你大吃一驚！”來自INVE公司的技術總監如此感嘆。

　　

　　許多代表認為，對從業人員的技能培訓、專業態度和眼界的培養等皆決定了行業長遠發展的基礎。眼下，亞洲地區水產養殖往往呈現出中小規模散戶的基本養殖操作和管理與上游種苗和飼料技術發展水平不匹配的尷尬局面，專業技術產品的價值和優勢在這里往往沒能體現和發揮出來。 比如，在象羅非魚這樣的低價位品種身上，人們還沒有意識到科學的飼料投喂及功能性飼料的使用可能對提高魚的生長速度和抵抗力起到的巨大作用。 亞洲生產者們從粗放式養殖模式一路走來，習慣于簡單的“增加（原料）投入就增加產出”的公式，沒有充分意識到“精養模式”下對養殖細節“投入”的專業性要求。

　　

　　在會場筆者看到來自東南亞國家的許多行業代表，尤其不少經營養殖場或苗場的大多是三、四十歲具有大學學歷的青年，大家為能在這樣的行業大會上看到年輕的面孔而興奮。同時，也不禁讓筆者聯想起國內從事這個行業的許多養殖戶朋友，感慨的期待也許不久的將來能有更多中國的年輕從業者走到國際同行中間來參與交流。

　　

Discussion　

　

　　領先全球的三文魚企業Morpol公司總裁Bjørn Myrseth先生總結了歐洲和南美三文魚行業的成敗，他提到了當年挪威三文魚行業在環境治理、提升品質等方面排除企業間競爭、聯合對外的策略。他把挪威的成功歸結于：行業整體性的創新、營銷、病害防控。前兩者基于向所有出口三文魚企業征收額度分別為0.35% 用于技術研發和 0.75%用于市場營銷的稅，后者則勝在嚴格的行政法律監管及疫苗的普及。當然，在此過程中挪威的三文魚行業也經歷了整合淘汰，由最初的400多家養殖和加工企業縮減為今天的100家左右。但是，今天人們記住的首先仍然是挪威三文魚這個大的行業品牌，而非某家公司的品牌。

　　

　　在筆者介紹可持續漁業伙伴組織（SFP）日前在海南探索區域性管理羅非魚養殖從而推動行業可持續發展的報告之后，不少與會代表紛紛表示對這種從行業整體性改進角度出發的發展策略的認同，來自BioMar公司的全球營銷總監還特別評論：只有真正改進一個行業集中發展區域的整體情況（病害、食品安全、環境等等），我們才能避免“某個記者因為誤入某個落后的養殖場，就以偏概全的質疑整個亞洲水產養殖”的攻擊。那些被認證機構認可的先進養殖場并不能獨善其身，其周圍沒有經過認證的鄰居時刻都可能通過大家共享的水源、排水渠、裝卸工具等帶來潛在的環境和病害風險。

　　

　　在圍繞市場與可持續發展的圓桌討論上，有人一針見血的拋出一個問題：我們是營銷各自的產品還是營銷整個行業？

　　

　　來自東西方不同背景的各企業代表當然不會忘記為各自企業利益服務的目標，卻出人意料的即刻達成共識：作為一個行業中的一分子，在抵御環境和病害風險面前，我們不是競爭對手，而是同甘共苦的伙伴。在面對更強大的其它蛋白供應源食品（禽畜肉制品）時，我們更應該排除“中國的還是印尼的羅非魚”之爭、“挪威的還是智利的三文魚”之爭，一同為爭取消費者口中更大的水產品份額而努力。

　　

　　這樣的呼聲在其它主題的圓桌討論上也反復被響應，與會代表建議在未來的行業會議上應該倡議發起全行業性或國家、區域層面的行業營銷計劃，這將使水產行業供應鏈各環節都受益。這樣的營銷必然基于對行業生產集中區域內的管理與協調，包含對養殖病害的監控、對環境影響的減低、對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

　　

　　對比西方行業的發展，亞洲地區的大部分行業都缺少現代商業社會發展的契約組織合作傳統，在東西方社會經濟文化碰撞的今天，建設適合國情、文化的行業合作模式的確不容易。 但是，筆者在會議現場的強烈感受之一就是，我們亞洲的企業和從業者應學習如何在行業內部與競爭對手合作，如何擰成一股麻繩的共同開拓行業未來，這已經成為亞洲水產行業普遍認同的趨勢。

　　

　　那么，誰能在這樣的方向中率先邁出一步，就有可能成為行業成熟度高、市場品牌價值高的“亞洲的三文魚”。這會不會是印尼的對蝦，越南的巴沙魚，亦或是中國的羅非魚能抓住的機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