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我想本著既不“互害”也不“逃脫”的心態，與王建勛先生及其該文的讀者們，就一些我們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商榷。

　　1 關于專家們研究開發出違禁獸藥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本來是無須花更多時間來商榷的。我們真的不可以否認，正是專家們通過潛心地研究，才發現了蘇丹紅、孔雀綠石和三聚氰胺等物質的一些特殊生理功能與效果，這些也的確是科學研究取得進展的標志性成果。而且這些成果與后來人們在使用這些產品時出現的問題，是沒有什么直接的關系的。這是因為我們很難想象，居里先生與居里夫人因為發現和研究核裂變物質的開創性成果，而幾次獲得了諾貝爾獎，后來有人正是在他們取得的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研制出來了可以毀滅全人類與整個地球的核武器。我們因此就能責備居里先生與其夫人所做出的偉大研究成果嗎？我們能否認他們研究成果的曠世價值嗎？

　　如本文中列出的例子——鹽酸克倫特羅（瘦肉精），首先是專家們經過大量的研究，證明了這是一種可以治療人類哮喘病的藥物，而且至今依然是被作為治療哮喘病人的藥物在使用著。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也是美國一家公司的專家們進行實驗研究的結果，才證明了如果將這種物質適量地添加在豬飼料中，還可以促進豬的生長速度、提高其瘦肉率，并且使豬肉的顏色鮮紅，因此可以獲得更好的賣相。如果這種物質的這些作用是真實存在的話，我們就應該承認這些實驗研究結果是很有科學價值的發現。在美國，沙丁胺醇（也是瘦肉精的一種）、喹乙醇等物質至今依然是被允許作為豬飼料中的促生長添加劑在使用著的。

　　為什么在中國無論鹽酸克倫特羅還是喹乙醇均被農業部先后禁止使用了呢？

　　在這里，人們應該明白和懂得一個常識性的問題，即同一種物質既可以是治病的良藥，也可能是殺人的毒品，其差別可能只是在于使用劑量與方法的不同而已。例如專家們的研究結果已經證明，在豬的飼料中嚴格按照每噸添加100克喹乙醇的用量，對豬是具有促進其生長而沒有其他副作用的。然而，就是有一部分所謂的聰明人在得知這個研究結果后，妄想更快地促進豬的生長，自作聰明地將喹乙醇的添加量提高到在每噸飼料中添加1.0公斤、2.0公斤……。這種添加方式造成的惡劣后果，真的是要歸罪于這些專家的研究結果證明了喹乙醇具有促進豬生長的作用嗎？

　　又如紅霉素作為抗革蘭氏陽性菌的漁用藥物，幾十年來都是日本國的水產養殖業者用于治療鏈球菌等革蘭氏陽性致病菌引起疾病的首先藥物。而在中國為什么這種藥物也被農業部禁止使用了？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將紅霉素作為抗生素類藥物，如果使用者能按照致病菌對藥物的敏感性，確定適宜的劑量后進行一定療程的口服投喂，用藥后堅持嚴格地遵守這種藥物的休藥期，即科學地使用這類藥物的話，就不會有導致水產品質量安全的問題出現。但是，有些使用者（不一定都是養殖業者）并不遵守由專家們制定的科學使用藥物規則，而是將其或者作為消毒劑直接潑灑在水體中，或者無限制地增加其用藥劑量，或者在用藥后不嚴格地遵守休藥期。作為濫用這種藥物的后果，當然就會導致這種藥物在水產動物體內的殘留問題，危及水產品消費者的健康。面對因濫用藥物而導致紅霉素在水產動物體內的藥物殘留問題，我們能責備專家們的研究證明了紅霉素具有抗革蘭氏陽性菌的作用嗎？

　　2 從“速生雞事件”說開去

　　在“速生雞事件”中，據說最后的結果是形成了對我國的養禽業造成了比較惡劣的影響。產生這種惡劣影響的原因可能有許多，其中人們對于“速生雞”的偏見，可能也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在我國大多數普通消費者的潛意識中，要將一只小雞仔養成2——3公斤體重的大肉雞，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時間。我小時候就聽到過父輩們說過“斗米養斤雞，斤雞不值一斗米”的俗語。有些消費者可能真的是不了解，正是由于世界上有成千上萬的禽類研究專家們，以耗盡其畢生心血的代價，經過對禽類動物的遺傳育種、營養與代謝等多學科的研究，才實現了現在的不僅大幅度低降低了飼養肉雞的餌料系數，而且也大幅度低縮短了飼養肉雞的養殖周期。廣大的消費者們也才有幸享用這種物美價廉的肉雞食品。

　　其實，由于對某種事物的本質不甚了解而產生偏見的問題，不僅只限于出現在普通的消費者。即使在屬于不同領域的大專家們，也是可能限于行業的不同而產生一些誤解的。如在我國乃至世界上知名的呼吸病學專家鐘南山院士，就曾經表達過“肥魚”是“吃了很多抗生素長起來的”的擔心，聲稱自己一直不大敢吃“養得特別肥的魚”。事實證明鐘南山院士的這種擔心是缺乏科學依據的，抗生素是否能為養殖魚類催肥，至少科技界現在還沒有肯定的結論。而讓養殖魚類長的更為肥碩一些，則是成千上萬的養殖業者和從事水產養殖科學研究的專家們日夜的期盼和畢生的追求。可是，鐘南山院士卻因為誤解而選擇“情愿吃瘦一點的魚”，這對于多年努力奮斗在水產養殖科學研究一線的專家們而言，或許也會帶來些許失落的感覺的吧！

　　更多這類問題的出現，正是由于大眾對科學真相不了解的緣故。例如，比較長時期以來，有一段關于水產養殖業者對養殖黃鱔使用促生長激素的傳聞，曾經引起作為黃鱔養殖大省的湖北省養殖黃鱔的大量滯銷！我曾經也為此寫過一些旨在辟謠的文字，這里不妨將其再次摘抄部分文字在下面，以供王建勛先生乃至讀者諸君參考。

　　黃鱔在中國的自然分布很廣，由于其營養豐富、味道鮮美，喜歡食用黃鱔的消費者也很多。而無節制地大量捕撈導致我國黃鱔的自然資源正在逐漸枯竭。為了滿足黃鱔消費市場的需求，數年前在湖北等地開始興起了黃鱔的人工養殖熱潮。而最近則因為一些不明就里而亂發議論的人，關于養殖黃鱔說了一些不負責任的話，導致黃鱔的消費者在食用黃鱔時產生了一些恐懼心理。經常有我認識或者不認識的人問我，在人工養殖黃鱔的過程中是否真的需要在飼料中添加生長激素？之所以有人會說出“黃鱔飼料中添加了激素”的話來，可能主要是基于人工養殖黃鱔生長速度比野生黃鱔的要快得多的事實。其實，魚類的生長速度快慢主要決定于他們能否獲得適宜而充足的飼料。

　　黃鱔是一種具有穴居習性的魚類，在野生條件下總是將自己的后半截身子藏在水底淤泥的洞穴中，只是將其頭部露在淺水中（有時候還會伸出水面呼吸空氣），完全依靠捕食不慎游到其穴居洞穴周邊的小魚小蝦維持其生存。由于黃鱔天生的視力不好，難以主動追捕到食物，而依靠小魚小蝦主動送命而獲得其食物的生活方式，要得到充足的食物顯然也是非常困難的！長期處于饑餓的狀態也就成了野生黃鱔的宿命。難以得到溫飽的野生黃鱔的生長速度緩慢就是不難理解的了！

　　人工養殖的黃鱔在獲得食物方面的境況正好相反，黃鱔的養殖業者總是將黃鱔喜歡攝食的食物及時地送到他們的口邊，讓養殖黃鱔飽食終日。因此，人工養殖的黃鱔按照其固有的生長潛能快速生長，應該也是不難理解的了。

　　面對諸如“速生雞”之類的誤解，唯一可以解決問題的途徑，就是向廣大的消費者進行必要的科普性宣傳教育，因為只有掌握科學知識才是能抗擊謠言的有效方法。

　　作為媒體的社會責任，首先是擔負信息的傳播、民意表達的責任。而且在完成這些事情的過程中，要保證傳播信息的真實、準確、全面、客觀。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運用和普及，當代信息傳播方式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革，網站、論壇、博客、微博、微信……人人都可以成為信息的發布者。當代人每時每刻無不處于海量的信息之中，這些信息魚龍混雜，多元的思潮泛起，莫衷一是。隨著媒體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低俗之風、有償新聞、誠信危機等問題也越來越明顯。甚至有人制造假新聞、娛樂炒作、濫用新聞自由、侵犯隱私權、虛假廣告、媒體腐敗等媒體社會責任缺失的現象也時有發生，給社會和公眾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如當年的一篇發自四川廣安“蛆柑”的報道，最后居然導致了全國人民拒絕吃柑橘而全國柑橘嚴重滯銷，當年柑橘產地的橘農們眼望著滿山遍野的金燦燦的柑橘，欲哭無淚的情景，尚歷歷在目！還有一篇“病毒香蕉”的報道，直接導致了我國兩廣和海南的蕉農們出現嚴重的經濟虧損……

　　面對這樣的情況，一方面需要傳統主流媒體擔負起責任，用職業的眼光，從海量的、龐雜的信息中幫助廣大讀者進行選擇、核準、分析和解讀有價值的信息，從而引領正確的社會輿論。另一方面，相關行業專家們也有責任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與部分正直的媒體人員一起，從專業的視野出發，針對一些被廣大消費者誤解的社會熱點問題，做一些科普性的解讀與說明，幫助正確地引導社會輿情。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和不同領域的專家，均有責任以其特有的視角、特定的方式報道社會、解釋社會、分析社會，并且以其各自特殊的方式和價值標準影響社會、引導社會輿情。

　　責任意識決定了媒體人和專家們的品格，責任意識也無疑是決定媒體的格調和專家價值的主要因素。當代媒體人和專家們均應該明白，中國社會目前需要的不是打著“客觀報道”旗號指手畫腳的媒體人，也不是鉆進象牙塔、不聞窗外事的各類專家，而是需要的有責任、有擔當，真正能維護國家、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有責任意識的媒體人和各類專家。我國的媒體人和各類專家，理應成為中國富強和發展的建設者和參與者，以積極的態度去促進社會的正向發展，營造積極、鼓勁、向上的社會輿論氛圍。

　　在我國各類人群利益高度分化的當下，部分沖突與對立是客觀存在的。在這種情況下，媒體人和各類專家要做的就是站在建設性的立場去疏解社會矛盾、彌合對立、凝聚共識，而不是揣著利益的目的去圍觀起哄、煽風點火。媒體人和各類專家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不能是局外人、更不是旁觀者，只有擺正這個位置，敢于擔當社會責任，與祖國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才能滿懷激情，為實現中國夢做出各自應有的貢獻。

　　毋庸諱言，的確是存在個別媒體人和專家因為受到名利驅動，一味追求轟動、刺激、煽情的效果，屢屢在報道中無中生有，夸大其詞，在社會上造成比較惡劣影響的問題。針對這部分所謂的媒體人和專家，在事實清楚的前提下，應該令其擔負相關的法律責任。

　　4 關于監管部門的責任問題

　　客觀公正地講，作為我國水產品質量安全的監管部門，農業部這些年來一直在努力。并且在一些關鍵問題的管理上，也已經取得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業績。如從十多年前開始，為了保證我國漁藥的質量，就開始了對我國水產用獸藥嚴格實施GMP生產與管理；并且長時期以來，一直在堅持對全國獸藥質量實施全年的質量監控，每年均對曝光的數千例不合格獸藥產品進行查出，對于保證我國漁藥的質量與安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繼前幾年成立了農業部水產養殖病害防治專家委員會以后，最近又成立了全國水產品質量安全專家組。所有這些工作安排與采取的措施，均是為了達到保證我國的水產養殖業者能夠用到安全有效、質量可控的漁藥，為廣大的水產品消費者提供質量安全的水產品。

　　包括在“多寶魚”體內檢測到硝基呋喃類藥物問題，也是農業部的相關部門從保證消費者利益的角度出發，在進行水產品質量監測的過程中發現的。雖然后來這個問題被部分媒體利用在多寶魚樣品中檢出到呋喃藥殘成分的事實，將其演化為多寶魚含有“可疑致癌物”、“毒魚致癌”的夸大說辭問題，而且最終在事實上導致了“多寶魚”養殖業者經濟上的巨大損失。但是，我們應該明白，引起這個問題的責任者不應該是農業部或者其相關檢測職能部門，因為這些部門對即將進入消費市場的“多寶魚”實施質量安全監測，正是為廣大的消費者負責任的具體體現，是沒有任何錯誤的、也是無須因此而承擔什么責任的。

　　在這類問題出現后，正確地應對方法和措施應該是，首先要查清楚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藥物殘留的問題，從而做到在源頭避免這種問題的再次發生。同時，要組織相關專家對這種藥物的殘留量是否會引起消費者的健康問題，進行客觀地評價和論證，盡可能地減少因這類個別事件導致的社會不安與行業損失。

　　其次，廣大的科技工作者有責任進行經常性的必要的科普宣傳，讓廣大的消費者明白一些基本的科學常識，例如使消費者明白即使在食物中含有微量的有毒物質，并不表明這種食物就是一定有毒的道理。在“多寶魚”體內殘留的硝基呋喃類藥物，其實就是當代人醫們正在作為治療腹瀉患者而使用著的痢特靈。其實，即使這類藥物在“多寶魚”體內有微量的存在，消費者食用了這些魚類，也是不會對其身體健康產生什么影響的。

　　毫無疑問，近幾年來，我國的水產養殖業者承受了前所未有巨大的壓力。因為水產養殖投入品價格一直在不斷地高漲，而養成水產品的價格卻持續地低迷，直接導致水產養殖業者難以獲得期望的養殖經濟效益。與此同時，養殖業者還需要承受因為他們無法左右的養殖環境污染，由此帶來的養殖動物疾病高發造成的經濟損失等。

　　毫無疑問，在應對農業部管理部門出臺各種管理措施以及廣大消費者對水產品安全性嚴厲地挑剔面前，廣大的水產養殖業者的確是處于“弱者”地位，這是因為有些問題雖然不是水產養殖業者完全能夠左右的。但是，當問題出現以后，還是需要水產養殖業者來承擔經濟損失。如某水產養殖業者因為使用了假冒偽劣漁藥，導致其養殖動物批量死亡的問題；由于某水產養殖也者引用了受到農藥污染的水，而導致了其養殖魚體內出現藥物殘留的問題，等等。這些問題也都是我國的管理部門在今后的工作中應該注意，努力幫助水產養殖業者努力解決的問題。

　　不過，我國的水產養殖業者應該承擔的責任，就是不能安于“弱者”的地位！而是要采取努力學習態度，借助各種渠道學習水產養殖業的科學知識，不斷地提高自身的水產養殖專業水平。因為只有真正實施科學養殖，才是水產養殖業可持續發展的正確途徑。也只有不斷地努力學習、提高自身的專業素養，廣大的水產養殖業者才能使自己真正成為行業的“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