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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總考察“樣板”漁民村真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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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水產人生
時間:
2012-12-24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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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總考察“樣板”漁民村真給力!
深圳羅湖區漁民村,是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廣東考察的一站。12月7日至11日,習近平沿著20年前鄧小平視察南方之路考察工作。首站選擇深圳,被認為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中得風氣之先之地,釋放將改革開放繼續推向前進的積極信號。
深圳之行的第二天,習近平來到漁民村。這里曾是解放后人民政府安排“水流柴”(在水上生活,不上岸以船為家的人家)的棲身地,后來又成為“大逃港”風潮的最前沿。改革開放后,這里是中國最早的“萬元戶村”,也是80年代黨和國家領導人最頻繁視察、考察的小漁村。此后的高速發展也給這里帶來了新問題,漁民村變成了深圳特區最難治理的城中村。進入新世紀,舊村改造試點從這里啟動,“握手樓”變成了現代化“花園式”住宅小區。這里再次成為中央高層視察、考察深圳時的“樣板”。
漁民村既是深圳的敘事起點,也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濃縮樣本。漁民村的發展變遷見證了改革開放后中國的覺醒,也似乎正應和了整個中國螺旋式上升的發展軌跡。30多年來,改革開放始終是
漁民村
和村民們的政策夙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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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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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24 10:45
從“水流柴”到上岸定居
12月8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在漁民村村口走下中巴車,他在漁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常務副總黃興炎的陪同下邊走邊聊,了解漁民村的發展歷史。這是黃在這個小區不到三年內見到的第二位中共中央總書記。
上一次是2010年的9月5日中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來到漁民村社區,實地走訪了解居民生活狀況。此外,在2008年的10月和11月,黃還曾負責當時兩位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賀國強的考察準備工作。“要算上部級以上領導的來訪已經不下幾十人。”接待的次數多了,現在黃已經能根據感覺判斷出每次來訪人物的級別大小,“這么多的國家領導人之所以到這里,也表明了改革開放政策一定會延續下去。”
黃興炎是在香港回歸那年來到漁民村工作的,他的同事有不少都是這個村土生土長的漁民。漁豐公司的梁玉泉就曾記得自己幼年時在舢板上的經歷。“我們與香港新界只有一河之隔,那時深圳河水很清,魚很多,一條舢板上就是一家人。兩公婆打魚,男人撒網,女人劃船。五歲以下的小孩子要跟著大人在舢板上生活,長到能自理了才不用整天跟著大人下水。”
據《漁民村村史》(以下簡稱《村史》)記載,20世紀上半葉,這些被稱為“水流柴”的東莞人在路過羅湖橋時,無意間發現深圳河水清魚肥,于是決定順東江漂來,居此打魚,“犁頭尖”漸漸形成了碼頭。解放后,他們用竹子和茅草在“犁頭尖”的荒灘上搭起了水草寮棚,開始了定居生活,逐漸形成了漁民村。
解放后,新政權決心要徹底解決“水流柴”漂泊無依的問題。起初,相鄰的蔡屋圍村劃出了一塊20多畝的荒地和魚塘讓這些漁民上岸定居。經過兩三年的辛苦勞作,漁民們有了些積蓄。1953年,漁民村以集體的名義從蔡屋圍村民蔡燦明、林元榮手中購買到30.69畝魚塘。此后漁民村有了淡水魚塘,并開始了水產養殖,產值不斷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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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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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24 10:45
改革開放遏制“大逃港”
1958年,漁民村加入到了當地的人民公社當中,成立了漁業生產隊,實行集體生產、統一派工,按工分制取酬。據村里老人們回憶,當時每天打的魚60%要交水產公司,剩下的40%村里可以拿到集市上銷售。“入聯社后,船歸集體所有,各戶捕魚統一繳給村子,村里平均分配后把剩余產品拿去賣。賣魚錢歸集體所有,一月給漁民一結賬。漁民拿了錢再去買日用品。”
梁玉泉記得,當時沒有冰箱,打上來的魚除了留點自己吃外,不交公也沒辦法保存。“父母在公社勞動一天也掙不到10個工分,兄弟們3歲才有鞋子穿。每月家里也就收入十來元,買任何東西除了用錢外,還要憑社員證和票。”
嚴重的情況隨后發生。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漁民村成為了內地居民“大逃港”的主要通道之一。一份當年被查獲的逃港路線圖顯示,從蛇口到沙頭角,一共有6條主要偷渡路線,漁民村就是其中一條。
梁玉泉回憶,以前進漁民村必須要有邊防證,村口有部隊的崗哨。“但當時只有香港那邊裝有鐵絲網,大陸這邊是靠邊防軍人日夜看守,偷渡的人只要泅渡過深圳河,穿過鐵絲網就算勝利了”。
但在梁玉泉看來,漁民村里的人多少都在香港那邊有些親戚,“熟水熟路,又有過境耕作證,想逃最便利”。不過漁民有魚打還不至于餓死,二來香港那邊的親戚也會時常接濟一下,因此漁民村不至于像鄰近的某村那樣,逃得只剩下一個瘸子。
寶安檔案館收藏著一份1972年的資料稱,“從解放后到1964年,漁民村先后偷渡外逃達8戶,41人,占當時總人數的36.6%。最嚴重外逃時間是1957年到1958年,有31人在這一年逃到香港”。
為避免居民“逃港”,當時的政府進行了許多宣傳,如“吳金妹是第一個漁民村外逃嫁香港客的女青年,結婚生兩個小孩后即被丈夫遺棄,過著痛苦生活”,“這使女青年認識到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才有婦女的地位,社會主義制度是幸福家庭的保障”。這些宣傳在當時被稱作加強“政治邊防”,但顯然收效甚微。
現在在漁豐公司上班的許國治是曾在內蒙古部隊服役的復員兵,1980年,他被派到漁民村擔任治保主任,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抓逃港”。據統計,至深圳建市前,寶安縣(今深圳市地域)人口不到30萬,而在香港定居的寶安人竟有35萬之多。
許國治記得,這股風潮一直延續到1983年左右才被遏制。而遏制的手段并非“政治邊防”,而是改革開放的新政策。這個時間恰巧也與漁民村經濟騰飛的時間相吻合。
走在今天的漁民村百米文化藝術長廊中,墻壁上的20幅銅鑄浮雕里,有一幅反映的就是1983年許多外逃香港的村民又回到漁民村,與家人其樂融融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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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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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24 10:45
本帖最后由 水產人生 于 2012-12-24 12:29 編輯
中國第一個萬元戶村
在《村史》中稱,“文革”末期,政策稍微有些松動跡象,不甘貧窮的漁民村人就開始悄然搞起了“副業”。1975年,大隊買進了第一臺手扶拖拉機用于運沙。1978年,又購置一臺進口拖拉機跑運輸。1979年,村里又辦了一間寶石珠仔鉆孔廠。
但真正的改變發生在1980年的8月26日。經國務院批準深圳特區在這天正式設立。這讓漁民村里近200位漁民幾乎占盡了天時、地利。這個緊鄰羅湖口岸與香港只有一河之隔的偏僻小漁村所在的位置,一夜之間成為了世界關注的核心區域。
村里的老人們回憶,改革開放初期,漁民村利用靠近香港及開放政策,開展小額貿易,組織拾廢舊,進口舊機電、舊輪胎及舊汽車等積累起了第一筆原始資金。在深圳特區成立初期,巨大的建筑市場又為漁民村帶來新的商機。
老村長鄧志標是帶領村民見證第一個“春天”的人,“到1979年,漁民村已經有酒樓、珠寶加工等幾家香港工廠在漁民村投產。兩條貨船到中山、東莞販運水泥、鋼材,后又搞起了運輸車隊。運輸車輛奇缺,便到香港買二手貨運汽車轉賣。”
資料顯示,1981年漁民村的集體收入達到了60多萬元。當時全村35戶人家,160口人,人均收入2571元,每戶平均10588元,在全國率先實現“萬元戶村”。年底村里決定撥出70萬元為社員統一籌建新住宅,每戶四房兩廳,面積130平方米,當年開工。漁民村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到,33棟統一規劃的別墅式小洋樓漂亮整潔,而剛剛流行起來的三大件——電飯煲、電冰箱、電視機也走進了這些村民的家中。
1983年,漁民村興建起了工業大樓,實行了集資入股。以每戶2萬元為標準,誕生了中國最初形式的集體股份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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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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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24 10:46
黨的政策會向好的方面變
1984這一年曾被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分水嶺。“特區姓社還是姓資?”“特區是不是新租界?”這些爭論開始在社會上蔓延。這年1月,鄧小平進行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到南方視察,他毫不猶豫地提出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特有產物的論斷。
漁民村的村民都記得,這年1月25日的天氣特別清朗。上午10點鄧小平來到漁民村。迎接他下車的有村主任鄧志標。當得知村長也姓鄧時,陪同父親前來的鄧小平的女兒在一旁說:“嘿,500年前我們還是一家喲!”在場的人聽后都笑了起來。至今鄧志標家仍珍藏著這張與鄧小平握手的照片,并掛在了家中最顯眼的位置。
《村史》記錄,鄧小平走進村支書吳柏森家后,吳告訴他自己家的電器已經一應俱全,1983年,全家平均每人月收入是500多元。坐在一旁的鄧榕怕聽力不太好的父親聽不清,便大聲說,“老爺子,比你的工資還高呢!”
隨后在吳柏森家的二樓,鄧小平問吳柏森:“你們現在有錢了都好了,家里什么都有了,還有什么要求沒有?”此時吳脫口而出的一句話讓在場的一些干部開始吃了一驚。
“要求不敢了,只是我有點怕。”
“怕什么呢?”“我怕黨的政策會變。”
據當時村里在場的人回憶,小平同志聽到這里哈哈哈地笑了起來。
“黨的政策肯定會變,只能向好的方面變,不會向壞的方面變。”
離開漁民村前,鄧小平又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從今天的情況來看,證明我們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是正確的。”后來這句話演變成了他給深圳市題詞的內容,“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經媒體宣傳報道,漁民村成為了全國勞動致富的典范,很多香港人點名要到這里來投資。
這一年,漁民村集體年收入首次超過百萬。
向城市經濟邁進的嘗試
1985年3月25日,漁民村集體企業公司成立,漁民村開始朝著城市化的方向發展。
這段時間,漁民村上馬的項目很多,比如表帶廠、手袋廠、服裝廠、花木場、沙磚廠、寶石廠、塑料廠、膠釘廠、衛生巾廠和家具廠等,“但由于缺乏管理經驗,最終這些企業沒能堅持下來。”漁豐公司辦公室工作人員劉為強說。
1989年,漁民村出現了第一個大學畢業生——吳頌球。他是老支書吳柏森的侄子,畢業后放棄了政府機關工作的機會,回到村里企業工作,如今已是漁豐實業物業管理公司的總經理。
在一次電視訪談節目中,吳頌球稱,自己剛工作不久,社會就又陷入到了“姓資姓社”的思想爭論之中。“而這次爭論的背景是蘇聯、東歐發生的巨變,不少人開始擔心改革開放和特區的政策。”這也讓很多漁民村村民產生了憂慮,怕政策變回原來的老樣子,更怕家里的資產被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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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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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24 10:47
1992年,鄧小平再次到南方視察。
這年隨著深圳進行農村城市化改造,漁民村人一夜之間從農民變成了市民,由村莊變成了社區,村集體企業也變成了股份制公司。
是年11月28日,漁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談起“漁豐”二字由來,漁民村人曾給媒體記者講過一段小插曲。當初股份制改造時,大家覺得叫“漁民村股份公司”有點“老土”,有人提議說,改革開放了,村民富裕豐收了,叫就“裕豐”吧,鄧志標大手一揮:不能丟掉漁民村,就叫“漁豐”吧!漁豐股份實業公司由此而來。
此前村里對所有集體資產進行了評估,當時核算出的漁民村總資產有800多萬元,包括一些廠房、小型加工廠和村里對外出租的物業及運輸工具。
最終采取的收益分配原則是,51%屬集體,49%不管年齡大小,只要參加工作,就按照股份給大家。漁民村這年有90人具備股東資格。吳頌球一家則分到310股。第二年,他從股份公司領到了第一次分紅的1萬多元。
鄧小平此次南方視察的話被漁民村的村民們牢記了,“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值得一書的是,“漁豐”是全國第一批村辦的股份制公司,在改革的進程中漁民村再次留下了一筆。
2009年的企業年報顯示,“漁豐”的資產此時已達到1.9億元,比成立之初已經增長了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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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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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24 10:47
舊村改造的成功范例
進入上世紀90年代,漁民們告別了以前的“集體經濟”,有些人開始自謀發展。同時,隨著深圳城市化的迅猛發展,外來人口逐漸增多,村民為了增加房租收入,紛紛把原來統一的二層小洋樓變成“親嘴樓”、“握手樓”,漁民村里一時間搶建成風。
這次習近平做客的鄧國華家曾經就屬于這種情況。鄧國華回憶:他家先是把以前的洋樓加蓋了一層,后來干脆推倒,重新建了棟六層樓。“基本上都是租給香港人的,那時我家的房租收入每個月有兩萬多元。”
一位上世紀90年代漁民村的租客告訴記者,那時漁民村的房子非常密集,連續多年都發生餐廳油煙著火。由于地基淺,有些樓房甚至傾斜,“仔細看都快成比薩斜塔了”。
2001年,漁民村作為深圳市舊村改造試點的工作進入實施階段。原先的30多棟小洋樓的業主每戶投資260萬參加改造。這年8月1日,漁民村重建典禮在一場大雨中開始。從當時的照片中還可以看到,主席臺上一排領導手打各色雨傘站在典禮背景板前面,而深圳市的舊村改造也從這天開始拉開序幕。
2004年8月18日,改造后的漁民村變成了“花園式”住宅小區,有11棟12層的住宅樓和1棟20層的綜合樓。1360套單元房通過抽簽分到了業主手中。曾經祖輩是“水流柴”的漁民,這次平均每戶分到了1320平米的單元房。
漁民村社區改造竣工后,業主多余的物業被投入租賃市場,社區率先推行了“政府主導、物業介入”的流動人口管理服務新機制。這一城中村改造樣本隨后被媒體稱為“漁民村模式”——依托物業公司推行出租屋統一出租集中管理,業主每月坐享租金。
記者拿到的最新一份數據顯示,目前漁民村暫住人口4158人,原村民220人。原村民的家庭資產從改造前的500萬躍升至現在的2300萬,戶年均收入約50萬元。
在新小區落成典禮這天,鄧小平的扮演者特型演員盧奇被村民們請來。他模仿小平同志的四川口音說:“20年過去了,我再到漁民村來一看,真是舊貌換新顏,變得我都認不得了。”
而當時在場的村民中就有人回憶起,1984年鄧小平在離開漁民村時,似乎曾陷入了一陣深思,然后說道:“全國農村要達到漁民村這個水平恐怕要100年。”
作者:
江魚
時間:
2012-12-24 12:10
中國水產人,不光在民間技術的創新上走得很前,在制度創新上也不輸人,看看中國改革開放的標志之一的“漁塘革命”,比小崗村還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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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之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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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24 21:25
傳統養魚模式有點落后,魚塘也應該改革開放,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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