窺見中國水產養殖業中抗生素“行規”的冰山一角

水調歌頭

在海水養殖過程中添加抗生素，早已成為被默認的“行規”。從透露的信息中，可以窺見中國水產養殖業中抗生素“行規”的冰山一角。
雖有少數幾部法規對養殖業中抗生素的使用作出了規定限制，但執行不力，幾無效果。2006年曝光的“多寶魚事件”中，上海的食品藥品監督部門就在產自山東的多寶魚(學名大菱鲆)中檢出多種禁用抗生素超標。
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過高密度的養殖方式、相關立法和監管的缺失、科學預防、診斷和治療能力的匱乏等。
‘多寶魚事件’是在這種養殖(方式)和管理體制下產生的，并不是特例，在水產品中，(此類問題)也是經常有的。

水產都含抗生素

我們現在吃的即食海參，不僅要添加抗生素，最后還要用福爾馬林泡。而且只要是海水養殖的魚類，都有大量抗生素投放，例如多寶魚、大黃花魚、黑魚還有金雕，這些當地人根本不吃。我了解的還沒有不加的，100%吧，不加不行啊，賠錢的事誰做，這個算是行規了。
海水養殖主要包括三個部分，育苗、養殖和加工。在育苗和養殖這兩個步驟中，由于病害和養殖密度過大造成的水體問題，抗生素的添加是“必須”的。只要有部分魚生病，就要加藥，要不染病多，一死一大片，肯定血本無歸。行業內的一般做法是將餌料和抗生素拌在一起加入水中，如果病害嚴重就改用直接投入抗生素的方式。養殖廠一般都和藥廠有聯系，“一個電話他們就來人了”。
所謂水體問題，主要是指海水污染。一方面，污水排放造成海域污染；另一方面，養殖密度過大、水域有限，“養殖的時候是圈一塊水域來養，魚啊、海參啊，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排泄物都沉到海底，沒法清理，爛在里面，就會讓水質惡化，容易得病，只有加入抗生素才能抑制病害。就是加了，也還是會有死亡的，有時候還賠錢呢。
根據中國國內抗生素的產量估計，中國每年生產約20萬噸抗生素，大概“人一半，動物一半”。
在實際養殖過程中，大量的抗生素被加在飼料中，投放給養殖動物。在魚類養殖中，“最常見的就是大蒜素(廣譜抗生素，用于預防一些細菌性的疾病)。商業化的魚飼料，通常將大蒜素作為常規添加的藥物。商品化的魚飼料都會有大蒜味，就是因為添加了大蒜素。”潘連德介紹說。他認為，從預防的角度，定期適量地使用抗生素也是可以的。事實上，農業部出臺的養殖動物禁用藥物中也的確沒有大蒜素。
這種做法，有待改善。因為存在不該喂的時候也喂，該停藥的時候沒停等情況。也存在耐藥性和藥害(藥源性疾病)，本來這魚沒病，因為吃藥吃得太多，吃出了毛病。
水產養殖中的抗生素使用有多方面的負面效應：
一是形成耐藥性，無法治愈病害成大量死亡和藥物投入的雙重損失；使用抗生素會在養殖環境中的菌群中形成耐藥性，一旦致病力強的細菌對人畜共用的抗生素獲得了耐藥性，人類感染后，本來有效的抗生素療效會減小甚至無效。抗生素擴散到環境中，也會在菌群中產生同樣的耐藥性。
二是獸藥殘留；那些只用于養殖動物的抗生素，對人體有害，也會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對人類的健康造成傷害。同時，抗生素會破壞養殖環境中的微平衡，污染環境；還會抑制養殖動物的免疫機能。
按照相關規定，對用于人類的重要抗生素采取保護措施，在動物中不使用。但在實際中，投放的抗生素種類遠遠超出此范圍。規定沒什么作用.

高密度養殖的惡性循環

病害的發生和養殖的密度、規模直接相關，養殖的集約化程度越來越高，病害的發生就會越來越多。美國回魚為例，品種是由美國引進的，在中國養殖，產品出口到美國。我們的美國同行研究的魚病的種類少，危害也低。因為他們那里，養殖的規模小，密度低，單位產量也低。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水產養殖和水產品出口大國，海水和淡水養殖的產量在世界上都占有很大的比例。其生產方式以高密度、多品種、集約化為特征。這樣的水產養殖方式直接導致了水產養殖病害暴發、并發、多發。
中國的水產養殖之所以要追求高密度，是為了提高產量，增加收入，對于大部分魚苗廠來說，一方水養10條魚合適，可是現在普遍的養殖密度都達到了100條以上。
養殖密度過高，衛生條件差，病害暴發、并發、多發，養殖戶則大量投放抗生素。在海參養殖中，各個養殖戶加入的抗生素大同小異。宮先生透露，行業中投放的主要是脫霉素、大蒜素以及避孕藥，前兩個是消毒用的，最后一個則是為了降低海參的活性，讓它變“木”，只知道吃，長得快。而投放的頻率最起碼要一周1-2次，別說有病了，就是沒病也得加，防著。
高密度的養殖產生的病害問題，使得大量投放多個種類的抗生素成為水產養殖的“常規”選擇。長期以來，中國的水產病害控制都是主要依靠使用各種農藥及抗生素等，而且盲目用藥現象極為嚴重。
對水產養殖中病害的預防和如何科學地用藥“并不清楚”，基層的技術能力欠缺，缺乏專業人員也是造成當前“盲目用藥、誤診誤治、藥物殘留”這種混亂結果的原因，養殖業者懼怕病害，就進一步陷入了盲目用藥。沒有正規的魚醫生，都是無證行醫。我就是教授級的沒有行醫執照的魚醫生。養殖戶自己就開藥方，自己買藥，什么人都可以賣藥！
大劑量和多種類地使用抗生素，導致病菌的突變選擇加快，正如宮先生所言：“現在耐藥性越來越嚴重了。魚經常得怪病，查都查不出來。你說你碰到這種情況怎么辦，那就各種抗生素都往里面加吧，看管用不，不管用再加量。”如此，水產養殖的抗生素不當使用進入了惡性循環。

監管缺位

實際上，在農業部主導的養殖業抗生素使用監管中，既缺乏明確的相關立法，也沒有權責劃分明確的專業監管機構。
目前，對于養殖業中的不當使用抗生素，相關法規有2002年頒布的的農業部公告第193號 《食品動物禁用的獸藥及其它化合物清單》和2005年的農業部公告第560號 《獸藥地方標準廢止目錄》，其中多種抗生素被列為禁用獸藥。
在2009年，農業部雖推出了《飼料添加劑安全使用規范》，詳細規定了飼料添加中的維生素、氨基酸、微量元素和常量元素的部分品種，但仍未對飼料添加抗生素作明確規定。
上述政策執行不力，效果微乎其微，“多寶魚事件”就是明證。養殖企業和養殖戶根本就不相信這些規定能得到執行。宮先生笑言，“目前是沒有什么規定的。就是有了，下面也不執行啊，你想想，地方政府靠這個吃多少財政呢，每年多少個上百億的項目。”
在養殖生產一側，既無明確的機構人員設置，也無經常性的檢查。這個圈子里的人大家互相都認識，好說話，抽檢的時候做個弊就行了啊，而且很多時候是檢查不出來的。即使是出口檢疫，也還是加抗生素的，而且也查不出來。
也不清楚是什么部門負責管理。規定是不許用呋喃類藥物，但其實檢查的時候只看看里面有沒有這類藥，藏起來就行了。對海參苗和水質的抽檢很少。
在中央層面，中國獸醫藥品監察所是對口的負責機構，其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確認了這一點。但在相關的監管行動中，卻鮮見中監所的身影，也不見相關信息的公開和披露。例如，在上海“多寶魚事件”中，檢出問題的是上海的食品藥品監督部門，而與之對接的是山東省的海洋漁業廳。
中國缺乏相關的制度設計和專業機構。誰也不管，沒人管！沒有專門的部門管魚病。沒病的時候，海洋、水產、技術推廣和獸醫站等部門誰都管；一旦發生了疫情，誰也不管，都沒有責任。
而在出口側，相關的檢驗檢測機構，也不對水產品的藥物殘留等項目進行例行檢查。基本不檢什么，也沒什么大作用，對相關項目國內都不檢查，一般都是國外檢查出來，發現問題退回來了，再復檢。
歐盟已于2006年全面禁止在動物飼料中添加抗生素，而中國只是禁止添加某些品種的抗生素，且大部分是在出口產品被檢出抗生素殘留超標后的消極舉動。有業內人士就指出，抗生素作為飼料添加劑，中國之所以難禁，與企業乃至相關部門的利益有關。養殖業中的抗生素不當使用的現狀短時間內無法改變。
雖然在近期各地舉行的兩會中，鄭州、大連和內蒙古巴林右旗等地的代表再次呼吁對養殖業中的抗生素不當使用行為進行立法，加強監管，但相關立法工作、監管制度和能力建設仍很難在短期內有所突破

海寶

大部分水產養殖從業者無法分辨抗生素和消毒劑的區別，而導致抗生素被當做消毒劑而被濫用。其中，青霉素類、氟苯尼考作為預防用藥被大量外用（魚苗）和內服(成魚)。有行內人士指出，2010年初所發生的大規模羅非魚苗爛身事件就是與致病細菌抗藥有直接關系。鏈球菌越來越難治也不無關系。

海寶

樓主文章估計是轉載的吧，雖然指出了問題，但事例過于片面且有錯誤。
1，大蒜素不是抗生素，而且大蒜素本身有保健作用，可以作為飼料添加劑使用。
2，脫霉素也不是抗生素，更不是用來消毒殺菌用的。
3，避孕藥用在黃鱔身上一經被證實是以訛傳訛了，而且避孕藥有許多種，且價格并不便宜，估計是謠言。
抗生素在飼料中添加的情況在豬料中比較突出。

瀧川

養殖戶亂用藥，一旦藥物不起作用才來找專家，現在專家也沒轍啊~哈哈~

瀧川

40多歲的宮先生是煙臺一家海水養殖企業的老板，主要經營海參養殖、加工和出口。據他透露，在海水養殖過程中添加抗生素，早已成為被默認的“行規”。
　　從宮先生透露的信息中，可以窺見中國水產養殖業中抗生素“行規”的冰山一角。
　　雖有少數幾部法規對養殖業中抗生素的使用作出了規定限制，但執行不力，幾無效果。2006年曝光的“多寶魚事件”中，上海的食品藥品監督部門就在產自山東的多寶魚（學名大菱鲆）中檢出多種禁用抗生素超標。
　　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過高密度的養殖方式、相關立法和監管的缺失、科學預防、診斷和治療能力的匱乏等。
　　“"多寶魚事件"是在這種養殖（方式）和管理體制下產生的，并不是特例，在水產品中，（此類問題）也是經常有的。”上海水產大學水產與生命學院教授潘連德說。

　　水產都含抗生素
　　“我們現在吃的即食海參，不僅要添加抗生素，最后還要用福爾馬林泡。而且只要是海水養殖的魚類，都有大量抗生素投放，例如多寶魚、大黃花魚、黑魚還有金雕，這些當地人根本不吃。我了解的還沒有不加的，100%吧，不加不行啊，賠錢的事誰做，這個算是行規了。”宮先生說。
　　據他介紹說，海水養殖主要包括三個部分，育苗、養殖和加工。在育苗和養殖這兩個步驟中，由于病害和養殖密度過大造成的水體問題，抗生素的添加是“必須”的。“只要有部分魚生病，就要加藥，要不染病多，一死一大片，肯定血本無歸。”行業內的一般做法是將餌料和抗生素拌在一起加入水中，如果病害嚴重就改用直接投入抗生素的方式。宮先生透露，養殖廠一般都和藥廠有聯系，“一個電話他們就來人了”。
　　所謂水體問題，主要是指海水污染。一方面，污水排放造成海域污染；另一方面，養殖密度過大、水域有限，“養殖的時候是圈一塊水域來養，魚啊、海參啊，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排泄物都沉到海底，沒法清理，爛在里面，就會讓水質惡化，容易得病，”宮先生說，“只有加入抗生素才能抑制病害。就是加了，也還是會有死亡的，有時候還賠錢呢。”
　　浙江大學醫學院第一醫院教授肖永紅根據中國國內抗生素的產量估計，中國每年生產約20萬噸抗生素，大概“人一半，動物一半”。
　　在實際養殖過程中，大量的抗生素被加在飼料中，投放給養殖動物。在魚類養殖中，“最常見的就是大蒜素（廣譜抗生素，用于預防一些細菌性的疾病）。商業化的魚飼料，通常將大蒜素作為常規添加的藥物。商品化的魚飼料都會有大蒜味，就是因為添加了大蒜素。”潘連德介紹說。他認為，從預防的角度，定期適量地使用抗生素也是可以的。事實上，農業部出臺的養殖動物禁用藥物中也的確沒有大蒜素。
　　但潘連德也承認，“這種做法，有待改善。因為存在不該喂的時候也喂，該停藥的時候沒停等情況。”也存在耐藥性和藥害（藥源性疾病），“本來這魚沒病，因為吃藥吃得太多，吃出了毛病。”
　　水產養殖中的抗生素使用有多方面的負面效應：
      一是形成耐藥性，無法治愈病害成大量死亡和藥物投入的雙重損失；使用抗生素會在養殖環境中的菌群中形成耐藥性，一旦致病力強的細菌對人畜共用的抗生素獲得了耐藥性，人類感染后，本來有效的抗生素療效會減小甚至無效。抗生素擴散到環境中，也會在菌群中產生同樣的耐藥性。
　　二是獸藥殘留；那些只用于養殖動物的抗生素，對人體有害，也會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對人類的健康造成傷害。同時，抗生素會破壞養殖環境中的微平衡，污染環境；還會抑制養殖動物的免疫機能。
　　按照相關規定，對用于人類的重要抗生素采取保護措施，在動物中不使用。“但在實際中，投放的抗生素種類遠遠超出此范圍。規定沒什么作用。”肖永紅說。

　　高密度養殖的惡性循環
　　潘連德指出，病害的發生和養殖的密度、規模直接相關，“養殖的集約化程度越來越高，病害的發生就會越來越多。”他舉出美國回魚為例，品種是由美國引進的，在中國養殖，產品出口到美國。“我們的美國同行研究的魚病的種類少，危害也低。因為他們那里，養殖的規模小，密度低，單位產量也低。”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水產養殖和水產品出口大國，海水和淡水養殖的產量在世界上都占有很大的比例。其生產方式以高密度、多品種、集約化為特征。這樣的水產養殖方式直接導致了水產養殖病害暴發、并發、多發。
　　中國的水產養殖之所以要追求高密度，是為了提高產量，增加收入，“我們需要賺錢啊，”潘連德說，“對于大部分魚苗廠來說，一方水養10條魚合適，可是現在普遍的養殖密度都達到了100條以上。”
　　養殖密度過高，衛生條件差，病害暴發、并發、多發，養殖戶則大量投放抗生素。在海參養殖中，各個養殖戶加入的抗生素大同小異。宮先生透露，行業中投放的主要是脫霉素、大蒜素以及避孕藥，前兩個是消毒用的，最后一個則是為了降低海參的活性，讓它變“木”，只知道吃，長得快。而投放的頻率最起碼要一周1-2次，“別說有病了，就是沒病也得加，防著。”
　　高密度的養殖產生的病害問題，使得大量投放多個種類的抗生素成為水產養殖的“常規”選擇。“長期以來，中國的水產病害控制都是主要依靠使用各種農藥及抗生素等，而且盲目用藥現象極為嚴重。”一位珠江水產研究所的研究員說。
　　對水產養殖中病害的預防和如何科學地用藥“并不清楚”，基層的技術能力欠缺，缺乏專業人員也是造成當前“盲目用藥、誤診誤治、藥物殘留”這種混亂結果的原因，養殖業者懼怕病害，就進一步陷入了盲目用藥。潘連德說，“沒有正規的魚醫生，都是無證行醫。我就是教授級的沒有行醫執照的魚醫生。養殖戶自己就開藥方，自己買藥，什么人都可以賣藥！”
　　大劑量和多種類地使用抗生素，導致病菌的突變選擇加快，正如宮先生所言：“現在耐藥性越來越嚴重了。魚經常得怪病，查都查不出來。你說你碰到這種情況怎么辦，那就各種抗生素都往里面加吧，看管用不，不管用再加量。”如此，水產養殖的抗生素不當使用進入了惡性循環。

　　監管缺位
　　實際上，在農業部主導的養殖業抗生素使用監管中，既缺乏明確的相關立法，也沒有權責劃分明確的專業監管機構。
　　目前，對于養殖業中的不當使用抗生素，相關法規有2002年頒布的的農業部公告第193號 《食品動物禁用的獸藥及其它化合物清單》和2005年的農業部公告第560號 《獸藥地方標準廢止目錄》，其中多種抗生素被列為禁用獸藥。
　　在2009年，農業部雖推出了《飼料添加劑安全使用規范》，詳細規定了飼料添加中的維生素、氨基酸、微量元素和常量元素的部分品種，但仍未對飼料添加抗生素作明確規定。
　　上述政策執行不力，效果微乎其微，“多寶魚事件”就是明證。養殖企業和養殖戶根本就不相信這些規定能得到執行。宮先生笑言，“目前是沒有什么規定的。就是有了，下面也不執行啊，你想想，地方政府靠這個吃多少財政呢，每年多少個上百億的項目。”
　　在養殖生產一側，既無明確的機構人員設置，也無經常性的檢查。“這個圈子里的人大家互相都認識，好說話，抽檢的時候做個弊就行了啊，而且很多時候是檢查不出來的。即使是出口檢疫，也還是加抗生素的，而且也查不出來。”
　　另一位海參養殖戶李先生也不清楚是什么部門負責管理。他說，“規定是不許用呋喃類藥物，但其實檢查的時候只看看里面有沒有這類藥，藏起來就行了。對海參苗和水質的抽檢很少。”
　　在中央層面，中國獸醫藥品監察所是對口的負責機構，其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確認了這一點。但在相關的監管行動中，卻鮮見中監所的身影，也不見相關信息的公開和披露。例如，在上海“多寶魚事件”中，檢出問題的是上海的食品藥品監督部門，而與之對接的是山東省的海洋漁業廳。
　　潘連德指出，中國缺乏相關的制度設計和專業機構。“誰也不管，沒人管！沒有專門的部門管魚病。沒病的時候，海洋、水產、技術推廣和獸醫站等部門誰都管；一旦發生了疫情，誰也不管，都沒有責任。”
　　而在出口側，相關的檢驗檢測機構，也不對水產品的藥物殘留等項目進行例行檢查。“基本不檢什么，也沒什么大作用，”潘連德說，“對相關項目國內都不檢查，一般都是國外檢查出來，發現問題退回來了，再復檢。”
　　歐盟已于2006年全面禁止在動物飼料中添加抗生素，而中國只是禁止添加某些品種的抗生素，且大部分是在出口產品被檢出抗生素殘留超標后的消極舉動。有業內人士就指出，抗生素作為飼料添加劑，中國之所以難禁，與企業乃至相關部門的利益有關。養殖業中的抗生素不當使用的現狀短時間內無法改變。
　　雖然在近期各地舉行的兩會中，鄭州、大連和內蒙古巴林右旗等地的代表再次呼吁對養殖業中的抗生素不當使用行為進行立法，加強監管，但相關立法工作、監管制度和能力建設仍很難在短期內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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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來轉一篇：


“3月份向魚塘里下的黃鱔魚苗，正常情況要等9月份才能拿到市場去賣，但用了避孕藥的，在6月份就可以上市，周期縮短一半，并且每條重量要比沒有用的重1~2兩左右，黑魚也一樣。”江蘇一名水產養殖從業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透露，使用避孕藥等違禁藥品的情況確實存在，藥物濫用已成為水產養殖行業公開的秘密。

近期食品安全問題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與瘦肉精等違禁物質在生豬養殖業中使用相比，水產養殖中避孕藥、抗生素等藥物的濫用同樣令人憂心。

藥物濫用普遍存在

與使用避孕藥相比，抗生素濫用更為顯著。廣東省水產經濟動物病原生物學及流行病學蔡雙虎副教授說：“目前水產養殖的疫病情況非常嚴重，如果水產品的疫病是病毒性的，從發病到死亡大概只需要2~3天，用其他方法根本無法快速起效，因此，絕大多數是使用抗生素來治療，中國抗生素有一半是被動物吃掉的說法并不夸張。”

湖北一家水產養殖合作社的人士介紹，恩諾沙星、環丙沙星等抗生素在國內一些地區屬于限制使用的水產養殖藥品，但按照韓國等國家標準，這些抗生素是禁止使用的。按照韓國的標準，有40多種物質在水產養殖中不得使用，而在國內禁止使用的物質只有20多種，比韓國少一半左右。

上海海洋大學國家水生動物病原實驗室胡錕副教授表示，漁藥濫用情況普遍存在，主要表現在：不遵守休藥期規定，用藥劑量、次數、給藥途徑隨意，無用藥記錄等方面。

中國海洋大學水產學院海水養殖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副主任戰文斌認為，開漁藥處方權本應該嚴格把控，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存在漏洞，購買的渠道比較多樣、自由，一些類似避孕藥這樣的違禁藥品的使用已不屬于濫用情況，實際上是一種違法行徑。

養殖模式存在缺陷

中國特殊的養殖模式被認為是導致水產養殖業藥物濫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蔡雙虎介紹，我國實行高密度養殖，國內比國外的養殖密集程度高了10倍左右，同時國外的養殖是養一年停一年，給魚塘以休養生息，國內則沒有這概念。

另一方面，則是目前國內環境污染嚴重，尾氣排放、化工廠水污染嚴重導致水質變差。胡鯤說：“水質污染使得抗生素的添加增多，有些漁場老板向我們反映，自己嚴格地按照綠色生產的程序來養殖，但因為水質不合格，不得不使用抗生素。”

蔡雙虎表示：“抗生素的有效期是2年左右，之后就會產生抗藥性，如果投放得多，失效的周期會縮短。水污染導致需要放置大量的消毒劑、漁藥，但這又會加重水污染，因此需要再添加更多的新漁藥。這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自2002年起，農業部先后頒布了一系列的法規和技術標準，規定氯霉素、孔雀石綠等禁用漁藥清單。但是，由于目前還沒有合適的替代制劑，再加上孔雀石綠低廉的價格，孔雀石綠等禁用漁藥屢禁不止。

檢測松散也讓養殖戶有漏洞可鉆。江蘇一名馬姓養殖戶說：“養殖黃鱔過程中，20天左右放一次避孕藥，魚販子直接從我們的手上收走，再拿到市場上去賣，根本沒有什么檢測程序。”

蔡雙虎也稱，目前除了一些國有養殖場會有定期的監管和檢測外，一般私營養殖場是處在無人監管的狀態，只能單純地依靠消費者自己辨別。

散戶增加安全監管難度

一家生產銷售水產飼料的業內人士說，要解決水產養殖行業藥物濫用的問題，最根本的是改變以散戶為主的水產養殖現狀。

這位人士介紹，我國從事水產養殖的人數特別多，2008年，大約500萬人，其中八成左右是散戶，這些養殖戶的水面養殖面積往往只有5~10畝，而像馬來西亞，一般水面養殖的面積達到數百畝甚至上千畝。由于散養戶較多，政府部門很難對每家每戶的用藥情況進行監管。其次，散養戶中40~60歲年紀的比較多，幫助年紀較大的水產散養戶去了解水產品的安全性，這種教育工作量非常大。

全球水產聯盟（GAA）等國際組織就水產品養殖中可使用的藥物制定了一整套標準，業內人士說，目前國內水產養殖公司能達到全球水產聯盟標準的只有十幾家。國內水產養殖行業對這些標準興趣不大，散養戶實力有限，即便希望執行更嚴格的技術標準，也有心無力。此外，達到安全標準水產品的銷售價格并不高于其他沒有達標的產品，養殖戶缺乏動力，這也導致水產養殖行業的混亂現象得不到根本解決。

上述人士建議，可以讓散養戶組成小型規模的養殖合作社或者地方養殖協會，由此確保每家每戶養殖流程受到監管，水產品的安全性提高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蔡雙虎建議，目前減少抗生素使用量的最好方法，就是從疫病的治療轉向對疫病的預防，使用水產品疫苗，這種做法在國外非常普遍，但是在國內還沒有得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