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洋開發粗放化且急功近利 遠洋捕撈水平低

泥鰍

受傷的海岸線　　
用開發陸地的思維和方式開發海洋，是當前我國海洋經濟發展諸多矛盾和難題的根源。現在，最需要的是放慢開發腳步，“讓大海緩口氣”

       碧海藍天，青山一線，渡船從碼頭緩緩駛向此次海洋調研遇到的第一個大島——龍盤島。按當地提供的材料介紹，該島面積17.4平方公里，與澳門相當。登島后，本刊記者才發現，在最新版地圖上仍然標示其為海島，但早已“滄海桑田”，大規模的圍墾已經將海島變成了事實上的半島，可以徒步向西走到陸地。據了解，圍墾出的數千畝土地大部分正在開發為旅游度假別墅。
　　三個多月來，《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每一次到沿海調研，都不得不直面類似“奪海”發展的故事。據不完全統計，過去十多年，我國大陸沿海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島已經消失了460多個，超過一半的大陸海岸線已經人工化。過度捕撈導致近海漁業資源急劇衰退，以東海漁區為例，與資源相適應的捕撈量為200余萬噸，2009年實際捕撈量達442萬噸。這種狀況已持續30年之久。
　　據2011年《中國海洋發展報告》披露，沿海港口發展和臨港工業基本都是靠圍填海形成，“在地方短期利益驅動下，正在形成對岸線盲目搶占、低值利用的局面。”按交通運輸部已批復的18個沿海港口發展規劃，需占用2251公里岸線、1251平方公里陸域以及1615平方公里錨地用海，僅18個大型港口岸線未來規模就占大陸岸線總長的13%。
　　“海域空間的誘惑太大了。”國家海洋局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研究員劉容子為本刊記者分析說，“像江蘇、浙江和福建等沿海省市人多地少的矛盾由來已久，又受到耕地紅線、占補平衡等土地政策限制，面對海域這塊空白，全都沖過來了。”
　　據國家海洋局統計公報顯示，2010年全國海洋生產總值38439億元，占GDP總值的9.7%。她指出，這個占比是大概念，其中只有40%是統計自海洋產業增加值，60%為相關產業，是模型推算出來的，“目前，從實際上看，我國海洋經濟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貢獻在5%左右。”她舉例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江蘇沿海經濟區、遼寧沿海經濟區等規劃，“70%~80%是沿海經濟，附帶20%~30%才是真正的海洋經濟。”
　　3月1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了“十二五”規劃綱要，綱要第十四章對“推進海洋經濟發展”作出了規劃。在此前后，國務院已經批復了覆蓋十一個沿海省市的沿海開發規劃。“現在，地方一提起海洋經濟，就是海洋這塊能為GDP貢獻多少，結果導致大干快上。”面對沿海地區如火如荼的狀態，受訪專家建議決策者多講點危機意識和環境壓力，“海被填了，島被炸了，再去恢復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放慢腳步、放穩腳步。”

　　沉重的漁業
　　“我們的捕撈量基本上是零增長。”沿海A縣海洋與漁業局長張猛的解釋是，整個漁區捕撈強度已經遠遠超過漁業資源可以承受的強度，該縣海洋捕撈強度控制工作已經步入“總量壓減”的新階段，產量增長已不再成為捕撈業發展的目標，“但海洋漁業資源枯竭對我縣傳統捕撈業生存形成的巨大威脅，絲毫沒有解除。”
　　我國近海曾有四大漁場：渤海漁場、舟山漁場、南海沿岸漁場和北部灣漁場。所謂漁場，專指有漁汛的地方。A縣所在的舟山海域原來有大黃魚、小黃魚、帶魚、墨魚四大漁汛，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一個個消失了。現在，我國近海已無漁汛，四大漁場名存實亡。
　　張猛舉例大黃魚說，上世紀50年代，福建發明了敲罟作業方式，幾十條船一起敲竹板，讓黃魚頭骨中的兩枚耳石產生共振，大魚小魚一起昏死，一網打盡，造成滅絕性捕撈。上世紀80代后期，野生大黃魚就基本絕跡了。“現在，一條三斤多的野生大黃魚超過萬元，想當年一斤5分錢都沒人要。”他苦笑著說。
　　“管理漁業捕撈，主要是捕撈量和馬力噸位。現在產量雖然控住了，但是馬力噸位沒有控住。”據張猛介紹，沿海許多船實際已超過1000馬力，但證書標牌不到600馬力，“因為600馬力以下由省漁業局批準，超過600馬力審批要到農業部去。”目前，沿海1/3的漁船實際馬力與標牌不符。因此，捕撈強度不但沒降反而在增強，更加劇了漁業資源枯竭。
　　“我們的捕撈能力太強了，漁船太多，功率太大，網具太大，網目太小，什么魚都能捕光。”對于該縣42萬噸的年捕撈量，張猛告訴本刊記者，“這個捕撈量已經超過資源再生能力的一倍以上了。”據統計，東海區所有漁獲物中，20世紀50年代，四大漁產占63.7%；70年代下降到47.4%；90年代下降到18.8%；現在僅剩連性成熟都達不到的帶魚和小黃魚。
　　那么，為什么不能將我國捕撈能力及早引導向遠洋漁業呢？
　　一位不愿署名的海洋專家向本刊記者介紹，改革開放初期，農村搞分田到戶，結果集體漁業也分包到戶了。生產方式決定了捕撈業尤其是遠洋捕撈業不能分船到戶。結果，在廣東、廣西和海南，具有南海捕撈能力、能過馬六甲海峽的船隊，失去了原有的外海捕撈能力。而山東榮成當年海洋漁業公司沒有分船到個人，后來成為領跑30年的全國聞名的遠洋漁業大縣。
　　在他看來，由此導致的直接結果是，無處釋放的捕撈能力圍聚近海，竭澤而漁，“雖然現在有禁漁期和禁漁區，實際情況是‘三月不開網，一網全打盡’。”而另外一個讓人擔心的間接后果是，曾經作為我國海洋主權維護“排頭兵”的中國漁民，有不少也逐漸從東海和南海等海洋權益維護第一線退了出來。
　　“過去我們的漁船常年在南海作業，很多島礁都是漁民停靠和晾曬魚貨的地方，在維護權益和顯示主權上遠比軍艦、海監船和漁政船巡視一圈更實用有效。而且，當時漁民都是配備武器的民兵建制，周邊國家誰敢惹？”他告訴本刊記者，上世紀80年代末漁民不配武裝后，越南、菲律賓等國的武裝力量開始大肆侵占我島礁、頻頻抓扣我漁民漁船，“現在，漁民自我保護能力不足，經常不敢去南沙等傳統漁場作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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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工業化”

　　最令海洋國土管理者和研究者們著急的，還是眼下愈演愈烈的圍海造地、填海連島。

　　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國土資源部特聘專家方克定告訴本刊記者，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先后經歷了四次圍海高潮：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圍海曬鹽；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圍海造田；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的圍海養殖。目前，正在經歷的第四次填海高潮，始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主要是沿海一些地方政府主導的港口經濟和臨海工業，填海、圍海造地的規模遠超過去，“旗號都是發展海洋經濟。”

　　自2003年以來，中國的圍海造地運動正在以數倍于過去的速度高速發展。2003年的圍海面積是21.2平方公里，2004年達到53.5平方公里，2005年超過100平方公里，2009年為179平方公里據國家海洋局統計，“十一五”期間，圍填海解決工業和城鎮建設用地700平方公里。

　　而本刊記者在沿海某省B縣了解到，就其臨港經濟，該縣過去三年來已填海連島圍填21.8平方公里，未來三年還將圍填33.5平方公里。相鄰的C縣已圍13.5平方公里，正在圍填40平方公里的圍墾計劃。面對一眼看不到邊的圍填地，本刊記者詢問圍填有無海域使用證，當地負責人士回答，“在申請”；工業項目在哪？“還沒有，正在招商。”

　　沿海某省海洋管理部門研究人士告訴本刊記者，這種局面完全是三方“合力”的結果。從地方政府“塊塊”的角度看，近年民營經濟不活躍，于是，發展資本密集型重化工業的意愿格外強烈，都惦記著中石化、中石油，有一個項目落戶，當地政府就活了；從部門“條條”的角度看，國際金融危機后出臺了十大產業振興規劃，批出了大量工業項目，很多涉海；從行業角度看，規劃部門要求包括鋼鐵、石化等大進大出的產業，重心向沿海轉移，尤其是央企紛紛東移。

　　“現在，還無法確定海洋經濟概念向大工業擴展究竟是好是壞。”據他的觀察，至少可以確定，“目前表現出來的行為，用的不是海洋的正向功能，而是給海洋帶來了壓力。”他的擔心是，“大港口、大石化、大鋼鐵必然給地方政府帶來大增長、大財稅，同時也可能把海洋資源環境原來50年、100年的承載能力，在5年、10年內用光。”

　　該研究人士20多年海洋經濟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開發與保護是不能同步的，很多時候是不相容的。有些方面一旦開發了，就無法保護了。”比如渤海，正是不同季節冷暖水的變化，魚類才能正常地活動。2003年曹妃甸圍填建壩時，環評書還在爭論該留4個涵洞、6個涵洞還是9個涵洞，結果在施工現場一個洞都沒有看到。現在，曹妃甸生態已經發生了嚴重影響。當地不得不準備建橋炸壩。

　　“‘十一五’期間，項目上得太快了，多少大橋一夜之間就架起來了，多少堤壩一下子就升上去了。圍完了，頭三五十年的稅收甜頭真甜。以后真出了事，苦頭誰去嘗？”他又講了某省的故事，“規劃部門以水利專家為主做了一個灘涂圍墾規劃，寫進了某省沿海地區發展規劃，赫然寫著5年之內要圍墾270萬畝。這是個什么概念？該省水深5米以上的所有灘涂淺海都被作為可圍填的了。不荒唐嗎？”

　　“270萬畝在水利專家眼里是光灘。我說你錯了，你一腳踩下去有多少生命？這些灘涂生物繁衍帶動著多大的長遠經濟利益。”他現在痛感國內研究海洋的專家太少，“現在下海搞工程的，大部分都是從陸地轉行過來的，對海洋特性沒有整體的了解，對工程產生的影響認識不清、估計不足。”


　　“不向海洋發展我們干什么”

　　沿海C縣發改局局長徐文龍打開該縣的海洋發展規劃圖，指著四個小島所涉海域，告訴本刊記者，“這四個島連在一起，大概是4000畝的圍墾面積。東南邊可以安排一個5萬～10萬噸的液化天然氣碼頭，或者兩個5萬～8萬噸的液體化工碼頭；北邊可以擺放4個5萬噸的煤碼頭；西邊將修一座聯通陸地的跨海大橋。利用四島開發帶動兩翼臨港產業，陸海聯動。”

　　對于搞大港口的資金問題，徐文龍并不擔心，“現在，國內高速公路已經大部分完成了，省級以上的高速公路投資公司正在積極向港口進軍。這些公司說了，除了缺項目什么都不缺，十年二十年不賺錢也不要緊。”相鄰的B縣已經走在了其前面，某內地高速公路開發公司為B縣正在圍填的港口項目投資100億元。

　　4000畝只不過是C縣向海發展的一部分。按照該縣規劃，2020年要完成6萬畝圍填海任務。現在，徐文龍最頭疼的是，海域使用證國家還沒有批，“我們發展海洋經濟遇到的問題，就是這海域使用認證太麻煩了。”海洋部門管用海，水利部門管筑壩，國土部門管用地，環保部門管環評在其看來，且不說能否通過，就是通過，正常審批至少需要6年時間，“到那時，黃花菜都涼了。”

　　“申報工業用海，還要事先把所有項目作假編造好，何必呢。所以，只能報用途為種植和養殖的農業用海。”他解釋說，如果報產業用海，要交每畝3萬~5萬元的海域使用金，而報農業用海一分錢也不用交，“受項目環評和海域使用金這兩條限制，我只能搞農業用海。”

　　徐文龍說，其實農業圍墾也會遇到問題。圍填后，作為農業用地屬于國土資源部管。如果要轉為建設用地，用地指標每畝至少5萬。而用地指標不但需要國家計劃，還要根據占補平衡政策，用一畝耕地必須補充一畝耕地。他笑著說，“最近，不是逼得浙江寧波造地都造到麗水的山頂上去了嗎？”

　　“而且，即使這一關也過了，要搞港口發展，還要港航部門的審批。”徐文龍告訴本刊記者，按照規定，“1萬噸以上的港口要由國家審批；5000噸的港口要省里審批；3000噸的港口要市里審批。我們縣只能審批500噸的港口。”

　　怎么辦？“我們先圍了再說。”徐文龍實話實說，“如果不圍，以后會越來越難。我們這種縣級地方政府的項目，大部分相關手續都不全。否則，什么都別干了。”今年以來，C縣所在的省政府，為了幫助各市縣解決這個問題，決定每年拿出8萬畝用地指標和10億元資金專門用于海洋經濟范圍內的產業集結區建設。C縣花費了大量精力搞出海洋經濟規劃，期望擠進去，最后由于一位省領導不同意而“功敗垂成”。

　　對此，徐文龍說自己早有心理準備，C縣向海發展的決心不變，“我們陸域面積不到海域面積的一半，作為困在山地的沿海縣，不發展海洋，能干什么？”現在，在縣長的帶領下，C縣又提出了“藍色國土綠色發展”的新思路，重新論證規劃，“這一次一定打好環保概念牌。”

　　據C縣一份內部最新資料顯示，過去30年，C縣的122個島已經變為目前的99個。

　　
“讓大海緩口氣”

　　十年前，國家海洋部門做過一項研究， 2010年后，中國海洋經濟就應該進入一個平穩期，不能再加速。“放慢腳步，千萬不要再追求速度。這是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劉容子分析說，“過去20年，沿海開發的速度一直高于GDP增長的速度。進入到現階段，不能再高了。”

　　前車之鑒就是日本。其瀨戶內海曾經流行水俁病、汞中毒，就是因為其沿海重化工業快速發展，徹底將瀨戶內海變成了“災難海”。后來花了三五十年才得以緩慢修復；同一時期，日本用了20年時間將海岸全部人工化，變成了水泥海岸，海岸線遭到嚴重侵蝕破壞。最后，不得不用巨大的財力物力重新修復，重新恢復自然海岸。

　　方克定并不反對圍填海這種海洋開發活動本身，并以深圳為例說，其早期的填海，無論是鹽田港還是寶安機場，效益都很好，“經過嚴格論證的，該填還得填，像靠近香港的15平方公里的前海新區。但是，深圳灣已經縮小了1/3，以后就需要慎重考慮，不能再大規模圍填了。”同樣的問題包括膠州灣，德國人走的時候留下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圓形海灣，世界少見。現在填成了不規則狀，縮小了1/3。

　　在他看來，圍填海不能太快，要給科學家以觀測研究分析的時間。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經濟高速發展。陷入了發展空間困境的日本，開始大規模填海造陸。在獲得經濟收益的同時，也埋下了巨大隱患。自1945年到1978年，日本全國沿海灘涂減少了約390平方公里。很多靠近陸地的海域里已經沒有了生物活動，海水自凈能力減弱，赤潮泛濫，日本漁業遭受重大損失。

　　為防止悲劇重演，現在日本圍填海更多采用建設人工島的方式。神戶的港島和六甲島、東京灣內的扇島以及長崎市的香燒島，都是十分知名的人工島。方克定特別就此提醒地方政府，即使圍填，也要重視填海方式的科學化，吸取別人的教訓，學習人家的先進經驗，“中國陸海關系從陸海統籌向海陸統籌轉變過程中，圍填要從現在對岸線破壞較大的截灣取直式和平推式，向離岸填海的人工島式填海轉變。既不改變海岸線的形狀，又增加了抗擊海浪侵蝕海岸線的能力。”

　　至于漁業，受訪專家認為，一方面要在保護基礎上穩定放緩近海捕撈，一方面還應該“走出去”發展遠洋捕撈。我國遠洋漁業在整個漁業中占比不到10%，還有較大發展空間。

　　不過，1994年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地球上近36%最富饒的公海變成了沿岸國家的專屬經濟區，遠洋捕撈成本越來越高，捕撈配額爭奪更趨激烈。專家建議有關部門可以多種模式組建國家力量支持的遠洋捕撈船隊，有序地將目前集中在近海的捕撈能力釋放出去，“像支持中海油那樣支持遠洋漁業，最后的結果肯定不一樣。”

　　采訪的最后，當本刊記者詢問我國海洋的修復能力時，多位受訪專家還是抱有信心，畢竟經過這些年的大聲疾呼，不少地方政府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的問題，思想也正在發生轉變，“只要不再用開發陸地的思維和方式與海相爭，給海洋緩口氣，大自然的自我修復會逐步顯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