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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每日心情 | 死哪去了 2013-11-8 08: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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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天數: 16 天 [LV.4]偶爾看看III - 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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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農場的回變與革新
■農場主
在山東煙臺,劉舉林是第一個拿到營業執照的“農場主”,他在3月中旬申請創辦了自己的家庭農場——萊州市曙光家庭農場。
盡管已經租到了1440畝土地和420畝水庫,但家庭農場具體需要怎么規劃和經營,他的心里也沒底。
他是山東煙臺萊州市程郭鎮前武官村的村民,也是當地人眼中一個“很有想法的小伙子”,記者聯系采訪時,他正在海南旅游。按照計劃,海南旅游結束后,他將直接坐飛機到青島,向青島已經略顯成熟的農場借鑒經驗。
“現在是我最閑的時候。”他說,“家庭農場的經營執照剛申辦下來,已經請了規劃局的專家做規劃方案,等方案做好后,別說出來散心,就算應付其他的雜事,恐怕也很難抽出時間。”
申辦家庭農場的營業執照并不復雜,但前提是必須已經租到了土地,且有足夠有力的經營場所證明——土地租賃合同。
3月15日上午,劉舉林帶著包括土地租賃合同在內的相關資料,來到程郭鎮工商所提出注冊家庭農場的想法,但工商所從來沒有辦理過這樣的手續,“工商所的領導還請示了上級,得到的答復是‘可以辦’。”
劉舉林告訴記者,當天下午,他就拿到了營業執照,農場的注冊資金1500萬元,這是他做礦山生意攢下來的。
但直至拿到營業執照,劉舉林租賃的1440畝土地仍然在荒廢著,只有水庫里會放些魚苗,盡管他擁有這些場地的使用權已有三年。
2010年,劉舉林就將420畝的水庫承包下來,“那時候水庫都干了,里面沒一點水,荒廢挺可惜的。”他說,“我租下來以后,第一年,水庫就有水了,總感覺冥冥之中需要我去做點什么。”
次年,他又開始大面積承包荒山和耕地。村里的耕地按照土壤的肥沃程度,分為四個等級,他租的這片耕地,就是最貧瘠的四等土地,這里不適合大面積種植糧食,因為得不到好的收成,“在肥沃的土地上,假如種植一種農作物能有2000斤的收成,換到這片土地,最
也只能收到三五百斤,除去成本,辛苦錢都不夠。”
這里也沒有像樣的道路,農業機器無法進入,從耕種到收獲,都要憑借自己的雙手。“村民的地都不愿意種。”他說。
劉舉林跟村民簽了三十年的合同,一畝地一年需要付200元租金,每三年付一次,這是一筆不小的支出,每三年的租金要超過100萬元。
■構想
土地依然荒蕪,也只能荒蕪,因為淺薄的土層太過貧瘠,“山上最薄的土壤厚度只有十幾厘米”,這是劉舉林遭遇的第一個難題。
他不知道這些土地適合用來做些什么,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土地變得肥沃,這需要翻新土地和填土。
有時候,劉舉林會站在荒地上,指點著他未來的農場,“別看現在只有一片荒山,幾年后,這些土地上就會成為有機果蔬的生產基地。”
他打算在這片土地上種植六到八種果樹,種類不算多,但規模已不小,有機種植是他預想的目標,“蔬菜、水果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而且現在大家越來越重視生態環保和農產品的質量。”然后就是修路,路旁再種上風景樹,水庫和土地外圍種上2萬棵黑松。
這是他的初步構想,規劃局的規劃方案做出來之前,他不會“輕舉妄動”,他說,“沒有整體的計劃,我不會盲目去做。”
當然,他也已經意識到,在未來五年之內,農場不可能為他帶來多大收益,“等果樹苗長成結果,也需要三五年時間。”他說,他只能把做礦山生意掙來的錢,不斷投入到農場里。
一切都需要等規劃方案出來,這是煙臺第一家家庭農場,沒人知道具體該怎么做,也沒有具體的指導政策,這是一個空白區。
可以預見的是,這一紙經營許可證,將為劉舉林帶來不少實惠,“有了這個營業執照,不但我經營農場的合法地位得到了確認,我還可以刻自己家庭農場的公章,在貸款、保險、簽合同訂單、注冊商標等方面都能享受到更多的優惠政策。”他說。
盡管具體的優惠政策還沒下來,但他已經得到地方政府的承諾,“他們都說了,有需要的地方,政府會給予支持。”工商部門近年來也出臺了不少扶持中小企業和個體戶發展的措施,在家庭農場這個問題上基本都能派上用場。
等到農場建成后,劉舉林還打算成立一個研究所,用來研究其他成功的農副產品品牌,然后,用研究出來的成果,指導自己打造出一個新的品牌。
但在農場建成以前,他需要不斷向別人借取經驗,“過幾天去青島考察,應該會有很多收獲,那里有些農場已經發展成熟。”
在山東,發展成熟的農場并不鮮見,比如山東濰坊人孫傳德的開軒農莊。
與曙光家庭農場相比,開軒農莊的規模小得有些像家庭作坊——孫傳德只租了300多畝地,但按發展年頭算,經營多年的開軒農莊已經趨向成熟。
孫傳德喜歡給自己打上“失業后創業再拉動就業”的標簽,說起來,這還是個勵志的故事。
■雇員
1998年,孫傳德所工作的濰坊市水產供銷總公司倒閉,不到30歲的他也跟著下崗。他畢業于煙臺市水產學院,是小城市里當時不多見的本科生。
下崗后,他找不到其他賺錢的門路,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有能力有年齡有想法,就是沒錢沒關系。”
迫于生計,他與妻子周志敏以賣花來維持生活,他們花了80元買來一輛舊三輪車,每天早起去賣花。第二年,交通工具升級,花800元買了一輛舊三輪車。再往后,就換了小貨車,“我還是濰坊第一個買汽車的賣花人。”他說。
早年的賣花生涯,給了這個39歲的大學生一臉黝黑的皮膚。
賣花數年,他的手里也攢了些錢,2006年,他成立了濰坊開軒花卉有限公司,租下幾畝地,開始了現代化公司的經營。
2010年,孫傳德的生意再一次擴大規模,他在原先經營場所不遠的地方,又租了300畝地,開始了家庭農場的生活。
“一開始種花的時候,地里的草都要自己去拔,因為付不起工人一天10塊錢的勞動報酬。”他告訴記者,“現在我基本不用干活了,我需要做其他的事,再說也用不著我干了。”
現在不是繁忙的季節,他的農場里只有30多個工人在地里忙活,“最忙的時候,要請100多個人來干活。”孫傳德告訴記者。
在養殖蝴蝶蘭的溫室大棚里,工人正在移植花苗,這種花從栽種花苗到可以拿出去賣,需要一年時間,問到蝴蝶蘭的價錢時,工人說:“我們只負責干活,不知道價錢。”一旁的孫傳德戲言:“我沒有發話,他們不敢跟你說實話。”
農場的工人大多是附近的村民,他們的關系是父子、夫妻,或者兄妹,其中還有10多個是孫傳德的親戚,大多在管理崗位。
好在“農場主”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去用人,他們不會擔心別人的看法。
曙光家庭農場的“農場主”劉舉林有自己的用人標準,他想讓本村的村民到他的農場里工作,并且許諾的報酬不會低于外出打工掙的錢,但有一個標準:不能低于45歲。
“我不用青壯年,年輕人應該出去打拼,不能被困在家里。”劉舉林告訴記者,“我只用婦女和中老年人,因為他們閑在家里沒什么事,有時顯得很無聊。”他的父親已有65歲,但閑下來的時候還經常給人做些零活打發時間。
這與孫傳德的用人標準有相似之處,他也喜歡用當地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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